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晚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又称“李二先生” “李傅相” “李文忠”。
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早年随业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并受命组建淮军，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期间着手办理洋务，创办了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失败后，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被启用为两广总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参与“东南互保”，并北上谈判，次年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不久即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九岁。死后获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其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慈禧太后视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 及“匡济艰难，辑和中外” 之人。同时西方有视之为“当世三杰”者 。但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个人贪腐、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招致诸多批评。
历史评价：
李鸿章的业师曾国藩评价：①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②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蒋廷黻认为李鸿章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价：水浅而舟大也。
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轶事典故：
字号别名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的签名，右半部分左下有一个“肃”字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的签名，右半部分左下有一个“肃”字
李鸿章的谱名是章铜，字为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到晚年时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称“李二先生” 。同时，因他位至内阁大学士，被视为宰辅，故世人多称其为“李中堂”或“李傅相” 。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故后世又称为“李文忠” 。
此外，从现存《辛丑条约》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肃”的字，这是李鸿章签名的习惯，在几个条约中均有体现。之所以如此写，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肃毅伯”爵位。
曾李师徒
李鸿章受曾国藩影响很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 ”，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日后太平军起，二人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到咸丰年间初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结仇翁氏
太平天国起义时，安徽巡抚翁同书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仇。
喜好抽烟
李鸿章爱抽烟，但关于他抽的是水烟还是旱烟，素有不同说法。从李鸿章中年在天津的照片来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烟。而李鸿章喜欢抽烟，便容易多痰。据说在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春帆楼谈判时，日本的伊藤博文就专门为李鸿章放置了一只花磁痰盂。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称：“（李鸿章）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即使在访问欧美时，李鸿章也毫不避讳，仍是吞云吐雾。
李鸿章虽然抽烟，但是他对鸦片十分不感冒，曾训斥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时经常吸食鸦片的翻译家严复。在公开场合，李鸿章也反对鸦片，并在英国人面前陈述鸦片的危害。
李中堂乐
李鸿章访问欧美时，清朝并没有国歌，在外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颇为尴尬。于是在圣彼得堡时，李鸿章便指示使团成员用一首古曲填词，词最后定为唐朝诗人王建的绝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配以古曲，作为国歌，西方人称之为《李中堂乐》。
藏书故实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年）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
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人物争议：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种看法认为，李鸿章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等。
但后世也多有诟病李鸿章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重视海防而放弃塞防（参见词条塞防之争）；1885年在对日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日本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即使这些事件受制于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误国行为承担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这也是一大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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