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3年，杭州率先召开了平台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图为杭州的天际线。 （视觉中国/图）
“抖音要做外卖了！”2023年2月初的一天，陶春兴奋地告知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消息。陶春是一家上海头部外卖企业的高管。两天后，抖音回应市场称，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三地试点自营外卖。
对于增加了一个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陶春解读这一消息的角度相当乐观，“说明现在时机和环境成熟，企业做业务扩张没有了后顾之忧，对整个行业而言是好事。”
他所说的行业，指的是平台经济领域，囊括了阿里巴巴、滴滴打车、美团等互联网行业巨头。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预测，2030年平台经济的总规模将达到100万亿元。
进入2023年以来，还有很多从业者像陶春一样喜悦。1月16日，滴滴官微宣布，经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同意，即日起恢复“滴滴出行”的新用户注册。
1月7日，蚂蚁集团公告称，将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创始人马云不再担任集团实际控制人。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14家平台企业的金融业务专项整改已经基本完成。
从2020年的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到2021年设定“红绿灯”，再到2022年的“常态化监管”，这场历时三年的全行业整改如今已经接近尾声。
多地“开绿灯”
松绑平台经济，走得最快的是各地方政府。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23年起已有北京、江苏、湖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等十余个省份提出有关发展平台经济的指导文件。
2月7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关于优化电子商务经营者准入服务工作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稿)》，拟出台17条举措以促进灵活就业，鼓励、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而日前北京市印发的《2023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出，将积极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建“全国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推动形成一批“绿灯”投资案例，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还有山东省，近日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重点培育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智慧医疗健康、数字文旅等十大平台经济生态体系。
山东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到2025年，累计培育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达到5家左右，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达到300个以上，建成综合性电商平台20家以上，打造平台经济产业集聚区10个以上，重点领域领军企业50家以上。
“双跨”指跨行业、跨领域。双跨企业往往处于工业互联网战略发展的“第一梯队”，截至2022年6月，全国的双跨平台也只有28家。
跃跃欲试的还有互联网经济重镇——杭州。
2月10日，杭州市召开平台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集团、网易集团、微医集团、顺丰速运、曹操出行等60家平台企业代表参会。市长姚高员在会上提出，“释放杭州理直气壮全力支持平台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并将此举形容为“二次攀登”。会前，姚高员还赴蚂蚁集团走访调研。
《浙江日报》报道，杭州公布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专项政策作为一个‘定心丸’”。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总裁闻佳在会上指出，“据我了解，杭州是今年全国第一个召开平台经济发展座谈会的城市。”
该报道表示，杭州要进一步深化“包容审慎”监管理念，允许先行先试。同时执行“触发式”监管，做到“无事不扰、柔性监管、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完善创新容错发展机制。
重振经济的重要手段
各地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动机不难理解——提振地方经济。
《浙江日报》采访上述政策制定的官员称，平台经济是今年打好经济翻身仗的主要阵地，杭州的目标是要重塑“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杭州拥有120余家平台企业，平台内网店超900万家，国内市场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超50%。
“据我了解，去年地方财政收入整体都不乐观，尤其是一些原本就高度依赖平台经济的省市。”一位就职于浙江某地级市财政部门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因浙江一直是互联网经济发展重镇，自2020年平台经济整改起，地方经济和相关产业链就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他所在的地级市，去年为了争夺一家平台经济的物流园区，上到负责项目的副市长、下至科员，几乎动员所有财力人力，最终和一个兄弟市共同拿下了这个项目。
杭州2022年GDP总量为18753亿，虽然仍同比增长1.5%，但增幅比上年下降了不少。2021年GDP位列全国第8的杭州，2022年下降了一个排名，输给了“老对手”武汉。
浙江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倪树高撰文指出，地方经济的竞争往往与城市发展政策息息相关。比如去年的产业赛道集中在新能源汽车、矿产及制品、高端装备等，在这些赛道上产业比重高且疫情冲击小的城市，一般都表现不错，“杭州因为去年数字经济失速、传统制造不快，所以落下来了”。
查阅武汉市经济数据，其主要增长集中于工业，2022年该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6717亿，增长7.3%。具体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0%，其中采矿业增长64.8%，制造业增长5.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
地方推动平台经济的另一个动力在于就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于2023年1月10日在新华社发文指出，各类数字平台企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就业主要增长点。2021年灵活就业人员达到2亿人左右，全国就业人数同比减少了412万人，但大型平台企业员工仍在增加。而且，这些平台企业凭借的数字技术，帮助就业弱势群体便捷高效地进入求职市场。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0年中国有平台企业员工631万人，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较上一年增加600万人。
具体来看，中国网约车驾驶员证从2020年10月的254.5万本快速增长至2022年10月的488.8万本；2018年中国仅有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从业人员12.5万人，而美团（03690.HK）财报显示，该公司2021年平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就约为527万人。
支持平台经济再出发，地方各显神通。
山东选择用真金白银。在《关于加快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获认定企业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对处于初创期和种子期的有发展潜力的平台型企业项目，将引导创业投资机构、股权投资基金主导或参与平台企业投融资。
北京表示，要加快推出更多“绿灯”投资案例，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杭州则“双管齐下”，一方面鼓励平台企业、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校组建创新联合体，另一方面通过缩短企业退税周期、完善高层次人才直通车评定等机制，为平台企业创新提供资金和人才保障。
金融领域风险显现
“平台经济”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当时的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但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壮大，金融领域的风险首先显现出来。
“以P2P网贷行业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全军覆没‘过山车式’的发展过程。反思其中的问题，会发现本质还是我国当时的整体经济金融生态环境还不够成熟。”贲圣林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曾任摩根大通（中国）银行行长。
在平台经济领域，金融企业的代表是蚂蚁金服，这家由马云一手缔造、从阿里巴巴内部孵化而出的公司。
“当时蚂蚁的杠杆率太高了，远远超出传统的小贷公司和银行。”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曾在演讲中说，据他测算，蚂蚁金服相当于把30多亿元资本金进行2.3倍拆借融资，形成了90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去证券市场交易所发行ABS债券，由此循环发放贷款。在之后的几年里，这样循环了40次。
传统银行、小贷公司都受制于资本金的约束，放贷规模有定数。蚂蚁的小贷业务隶属于地方金融办监管，却最终将30多亿资本金发放了3000多亿网上小贷，形成上百倍的高杠杆。
公司招股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蚂蚁的725.28亿元营收中，微贷科技业务（消费信贷及小微经营者信贷）收入258.86亿元，占到36%。
此时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已经摆脱了最初用自有资金放贷的模式，走向和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由银行出钱，互联网平台贡献客户，形成了庞大的联合贷款。“当时业内都喊流量为王，因为互联网金融的最终归宿是做高估值然后上市，因此放贷越多越好。”刘晓春说。
“金融无序扩张”一词由此而来，直到2020年，大部分P2P平台都已清退，此时互联网金融行业早已经历过一轮优胜劣汰，蚂蚁成为生存下来的行业强者。直至2020年11月，蚂蚁上市前夕被突然叫停，一轮更为严厉的监管风暴才刚刚掀起。
从整改到常态化监管
被按下暂停键的不仅仅是金融平台，还有诸如滴滴这样的生活出行类平台。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2021年7月2日，距滴滴赴美上市仅剩三天，国家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滴滴出行实施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两天后，“滴滴出行”App被要求下架。
后来，滴滴在美股上市，但是代价惨痛，2022年6月从美股退市时报收2.29美元/股，股价相比14美元的发行价下滑超80%，市值蒸发超750亿美元。当年7月21日，网信办查明滴滴公司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并对其进行处罚。
这16项违法事实，涵盖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截图信息、过度收集用户剪切板信息、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信息等方面，公司存在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
此前，在2021年4月10日，因电商强制“二选一”，阿里巴巴（NYSE:BABA;09988.HK）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处罚。
市场监管总局公告，自2020年12月起，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阿里巴巴集团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以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同样遭遇的还有美团。同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自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在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促使平台内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强迫商家“二选一”，责令美团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
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还有一系列惩罚举措，如依法禁止虎牙公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依法对腾讯音乐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腾讯音乐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撰文形容，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本+流量”互相引燃为动力的，“千团大战、共享单车大战、直播大战，一轮又一轮的模式创新被资本点燃，风口上的‘猪’在此起彼伏的击鼓传花声中越飞越高”。
陶春回忆，当时自己所在的一家头部平台公司，刚和某大型银行谈下合作意向，各类手续、审批都已就位，距离拿下相关牌照仅一步之遥，但最终被驳回申请。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不是扩张的好时机，各家都在整顿自己的业务。”陶春庆幸当时没有拿下那张牌照，否则只会让业务无序扩张的平台遭遇更大危机。
反垄断“组合拳”后，2022年，和风细雨的监管风格重现市场。先是1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健全规则制度，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包括加强全链条竞争监管执法、强化超大型互联网平台责任等方面。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会议指出“要稳妥且尽快推进大型平台公司整改，相关部门需设置好红绿灯”。4月29日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直到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针对平台经济的新治理体系由此形成。
“常态化的监管并不意味着整改消失，而是利用更加完善的制度，合法合规地进行规范。”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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