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简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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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之心由来已久。还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即国民革命军刚刚跨过长江、宁汉两政府分裂对峙、中国内部形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形之下，日本田中内阁就专门开会，研究其东方政策，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在这个对外公开的文件当中，日本政府很清楚地表明了其必欲控制中国满蒙地区的决心。文件宣称：最近，趁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不逞之徒往往一哄而起，扰乱治安，有引发不幸国际事件之虞。一旦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及日侨的生命财产可能受到非法侵害，日本必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而涉及满蒙地区，“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

日本内阁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首相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亦称《田中奏折》）的文件，奏呈日本天皇。在这个后来对其真伪问题引起过极大争议的所谓《田中奏折》当中，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它明确认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而如今征服满蒙，亦有正当之理由，因“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故日本应全力扩大在满蒙之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各个部门设置日本顾问或教官。当然，欲以铁与血确保东三省为日本所掌握，日本与坚持门户开放主义的美国必有一场角逐，“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必要时甚至“不得不与美国一战”。

《田中奏折》得以披露，据称是旅日华人从日本皇宫里偷偷抄录出来的。由于抄录的原因，字句行文有诸多不合日文语法之处，故日本朝野长期以来均否认或怀疑此一文件的真实性。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却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故无论此文件内容是否真实，它所反映出来的日本军阀和部分政客的政治图谋，却基本上是准确的。

1929年，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了4年之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世界贸易下降了65%。这场危机自然也波及到日本。据日本农林省发表的经济调查报告，日本农家年平均所得由1925年的将近1800元，1928年的1500元，到1931年已降低至600余元，收入减少几达2/3。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原本就认为必须解决地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问题的众多日本人更加急切地赞成向外扩张的主张。而向外扩张，日本人最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因为，按照他们中许多人的看法，中国早在1900年就丧失了对东北的管辖权，而日本在1904年为从俄国人手里夺取对东北的特殊权益，至少付出了20万人死伤和17亿日元战费的代价；况且此时的中国东北已经有120万日本移民，日本必须为此负起责任。

因此，日本政要及其各色人等，到处公开演讲，发表文章，散发小册子，或者宣传解决日本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中国满蒙扩张；或者公然声称日本对满蒙开发有重大贡献，满蒙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

但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进的还是日本军方。早在1917年，日本为了与大力扩张海军的美国抗衡，一度大举增加军费开支，扩建海军。从1917年到1921年其军费总支出占国家支出总额的43.54%，占国民收入总额的7.72％。由于这种军事竞争远不是日本所能承受的，故当美国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提出缩减有关各国海军军备的方案时，日本当时的政党内阁很痛快地接受了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然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在从军事竞争中得到极大好处的军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关东军，坚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了应战必须抓紧控制中国，尤其应当把中国东北作为扩大日本经济规模的广大市场和应付未来战争的资源供应地。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早在1929年7月就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了“扫荡军阀官僚，没收其公私财产，巧妙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然后由关东军出面实施最简明的军政，维持中国东北治安的方案。

关东军司令部随后也进一步具体规划了在非常情况下自行颠覆张学良政权、占领满蒙的种种办法。日本军部对此自然也颇为热心，秘密炮制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等文件，提出了组织亲日政权、建立独立国、必要时不惜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的政治构想。随着1930年日本军方在宪政辩论中取得了干政的舆论基础，随着由日本部分激进校尉级军官为核心组成的极端军国主义组织“樱花会”的诞生，日本军人为所欲为的时代迅速到来了。日本关东军利用日本与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一步步地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关东军首先制造的是万宝山事件，这是为其武装进攻中国东北制造舆论的一次尝试。万宝山位于长春市以北的长春县第三区境内，当地的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之间在水利灌溉问题上久有矛盾。1931年5月，双方再度发生纠纷，并形成械斗，互有伤亡。此一事件经过日本舆论界的有意渲染，在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一周之内大批华人被杀，上千华人受伤。日本关东军更是据此大造舆论，扬言非在东北造成不可动摇之新势力则不足以“保护韩民”，更不足以保证日本在满蒙之特权不受侵害。

而恰在万宝山事件扩大为朝鲜排华浪潮之际，中国东北又发生了东北军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事件。日本向中国派遣间谍，刺探情报和进行侦察，也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了。还在1879—1880年间，日本军部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曾先后派人到中国调查中国的军备情况，他们回国后写成《邻邦兵备略》。以后，日本军方更是经常向中国各地派遣情报人员，进行特务活动。张学良为防范日本情报人员在东北各处活动，曾特意发布了一些禁令，特别禁止外国人到大兴安岭地区旅行。但是，日本参谋本部为刺探大兴安岭地区的军事情报，不顾张学良的禁令，仍派遣人前往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

1931年春，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和1名蒙古向导及1名白俄人，化装成中国人，从海拉尔出发，至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侦察任务完成后，中村一行在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屯垦军第3团发现并捕获。在确认其特务身份后，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该团团长关玉衡当晚就下令将4人一并处死。此一事件马上被日本关东军所利用。

日本关东军得知中村一行人失踪后，立即展开调查，并很快查出中村被杀的情况，随即一面向中国东北边防军提出严重交涉，一面公开扬言要从解决中村事件开始，逐项解决过去10多年来没有解决的300多项关于满蒙问题的悬案。为适应这一形势，日本关东军军部还在8月1日进行了重要人事调整。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任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今村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就在本庄繁到东北正式就任的前两天，即8月18日，曾在中国居住过18年、被日本陆军界视为“中国通”的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也被调到中国东北，就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自9月上旬开始，日本关东军开始在沈阳北边门外架起机枪，并在沈阳城边接连进行攻城和巷战演习。而驻沈阳总领事亦发现“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于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外相对此颇为担心，当即向陆相南次郎询问情况。而元老西园寺公望也得到消息，特地告诫南次郎务必管束其部下。鉴于此，陆相与参谋总长商量后，决定派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制止关东军的行动。然而，建川不仅没有制止的意图，反而将消息透露给关东军方面，他的态度是：“如果能干得好就干；如果不行，以停止为好。”

1931年9月18日，经过长期精心策划后，日本关东军以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在本庄繁等高级将领的纵容下，蓄意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借机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入侵。

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郊，距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仅3华里。1931年春，板垣征四郎等人就拟定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计划，并且很快确定了9月`28日为具体行动时间。不料，该计划9月中旬泄露，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板垣等不得不急忙提前行动。板垣征四郎还特别选择了本庄繁不在司令部的日子，以便他可代行其职，同时亦可免除本庄繁的责任。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队长川岛大尉带领105名士兵，在距柳条湖约6华里、距北大营约8华里的文官屯设置了前哨指挥所。第3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等率领部分士兵前往柳条湖附近属于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处进行爆炸并担任警戒。晚10时20分，河本末守等炸断了铁轨，同时在爆炸现场附近扔下3具身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以便嫁祸于中国军队。

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花谷正战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十八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八百米的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有炸死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必须做到，使在南满铁路线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高速行驶的火车暂时倾斜一下后，还可以通过，根据调查所得的这个安全长度，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在炸毁铁轨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岛本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监督爆破作业，而且他本人是一个精通剑术的人，发起冲锋时，他亲自挥舞着日本军刀，杀进了北大营。片岗、奥户、中野等雄峰会的浪人也从中协助。在特务机关里，对此一无所知的岛本大队长，参加宴会回来正在熟睡，得到紧急报告后，慌忙赶到现场。这时板垣代理军司令官业已下达命令，令第29联队和岛本大队，立即集合部队参加战斗。

正因为如此，爆炸发生不到1小时，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就同时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电报称：“十八日午后十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他更进一步谎报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我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连，现已陆续逃回营房，我虎石台中队于十一时许，在与北大营之敌军五六百人作战中，已将该营之一角予以占领，而敌仍在不断增加机关枪和大炮，我连队目前在苦战中。”

而事实上，爆炸发生时，北大营驻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得知附近南满铁路发生爆炸，日军开始攻击行动后，才下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并向旅长和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屡次有电令“不与抵抗”，如7月6日令：“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9月6日令：“无论日人如何寻事，须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故荣臻的反应自然也是要求部队不准抵抗，力避冲突。

最终，部队未加抵抗即撤出了北大营，进而亦放弃了沈阳城。而板垣征四郎却利用本庄繁在旅顺的机会，假借川岛和花谷等人的报告，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和先遣参谋的名义，调动独立守备队第2、5大队，步兵第29联队分别攻击北大营和沈阳城，同时命令第2师团主力进行增援。本庄繁在旅顺得到报告后，也毫不犹豫地发出电令，要第2师团及独立守备队第1、5大队，连同第6大队两个中队，迅速增援沈阳。

为了阻止东北军主力从锦州方向回援沈阳，同时完全控制南满铁路沿线，本庄繁还下令独立守备队第3大队迅速占领营口，第4大队进攻凤凰城并占领安东，并要原准备增援沈阳日军的第3旅团第4联队及骑兵第2联队等主力攻击长春附近中国守军，以夺取长春。他还电告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迅速派部队增援关东军。本庄繁对事变的这种处置，清楚地显示出其纵使事先不了解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具体预谋，却也早有一遇事变即力求扩大事态夺取整个南满的作战准备。

19日凌晨，日军守备队第2大队即完全占领了北大营，而会攻沈阳城垣的日军第29联队也分兵三路进入沈阳，一举夺取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宪兵总司令部电话局、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以及张学良官邸和沈阳兵工厂、制炮厂等，沈阳城一夜之间已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与此同时，安东、营口、凤凰城也在19日凌晨和上午分别落入日军之手。长春在中国守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后，也于19日下午被日军占领了。当天晚上，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等，急切地就下一步行动进行了磋商。板垣等力主把满洲并入日本版图，建川则考虑到国际的反响，主张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建立一个受日本支配的傀儡政权。最后，关东军接受了建川的提议，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决定成立一个在日本扶植下以宣统皇帝为元首，领有东北四省，包括内蒙古的新政权，国防和外交则交由日本帝国掌握。

对于日本关东军的行动，日本军部于19日晨7时紧急开会讨论本庄繁的电报。会议一致决定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同意向中国东北增兵。日本内阁于当日上午10时也召开紧急会议，但会议在对关东军的行动表示肯定的同时，却不赞成马上占领整个满洲，要求陆相和参谋总长训令关东军贯彻“不扩大方针”。对于内阁的决定，日本军部明显持不赞成的态度。军部桥本欣五郎当天给关东军的电报中特别就此解释说：“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本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

一方面日本军部不想就此罢手，另一方面沈阳和长春的夺取刺激了吉林和哈尔滨等地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侨民，他们很快制造事端，然后诬指中国军队所为，致电关东军司令官要求保护。原本还把行动限制在南满的本庄繁，很快于21日凌晨作出了出兵吉林的决定。由于代理吉林省主席职务的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洽主动率部队撤出吉林，日军第2师团第二天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在东北，不过一周时间，辽宁、吉林两省30余座城市、10余条铁路线，就这样轻易地沦入日本人之手。

但是，日本对东北三省的侵略不能不受到相当一部分国际舆论和列强政府的反对。“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恰逢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理事会改选之时。改选后的常任理事国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5国，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9国为非常任理事国。“九一八”事变发生次日，中国政府就要求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通报情况，要求国联主持公道，促使日本撤兵。日本代表对此提出辩驳，指责中国军队挑起事端，且不能负起保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侨民生命安全的责任。

9月21日，施肇基明确提议由国际组织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事实真相。22日，在中日两国代表各执一辞的情况下，国联通过决议，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警告”，要求两国政府务须避免一切可能使事态扩大、足以妨害和平解决的行为，双方同时撤兵，并使两国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伤害。对此，中日两国政府都公开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而事实上，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有所收敛。在中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下，国联于9月30日再度通过决议，限令日本在其侨民能够得到中国军队保护的前提下，必须于10月14日撤兵。然而，国联决议刚一通过，本庄繁就明确告诉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这一次是解决帝国多年悬案，永远使中国本土与满蒙脱离关系，确保帝国利益的唯一大好时机。可见日本关东军夺取整个东北三省的决心早已下定。因此，日本政府虽然表示接受国联的决议，事实上却无法说服军方，不能不依照军方的意见照会国联理事会，称中国不能保护日侨，故日本无法实现撤兵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自然更加肆无忌惮地加紧了夺取辽宁锦州和黑龙江省的军事行动。

锦州为辽西重镇，交通要塞，不占领锦州，日本关东军不能完成对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三省的完全占领。但对锦州及辽西地区的任何进占，都可能会被认为是针对榆关乃至意图把战争引向关内的行为，因此不仅日本内阁不赞成，就是日本军部也犹豫不决。然而必欲乘势夺取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却绝不愿任凭锦州掌握在中国人手里。10月8日，日本关东军就开始轰炸东北边防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两个行署所在地锦州，并袭击了打虎山和沟帮子车站。此举果然引起了国际反响。美国首先作出强烈反应。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就日本轰炸锦州一事提出了质询和抗议，美国政府并且于9日致函国联理事会，希望国联在权限许可的条件下向日本施加压力。

国联理事会据此于13日开会，再次讨论中国问题。至24日，国联理事会以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表决通过了新的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下次会议召开前必须撤兵。日本政府自然不会轻易接受国联的决议，故日本内阁26日发表声明，反诬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破坏了日本国民的权益，强调只有在国民政府承诺永不抗日，取缔抵制日货运动，承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日本政府才能考虑国联的建议。然而，美国和国联的态度到底还是使关东军放慢了夺取锦州的速度。在日本高层的压力下，关东军不得不很快把进攻的重心转移到黑龙江省去了。

黑龙江省与苏联接壤，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根据协议，苏联这时还控制着那里的中东铁路。出兵黑龙江，稍有不慎就可能与苏联发生冲突。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几天后，注意到事态迅速扩大，日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就电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得出兵哈尔滨。日本政府还通过驻苏大使向苏方保证，日军将不会越过松花江、洮儿河向北进攻。因此，关东军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拿下了辽宁和吉林两省大部地区，却未能马上对黑龙江采取行动。但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参谋人员，坚决反对以南北满划线，求得与苏联的妥协。因此，他们强烈建议避开哈尔滨，并以汉奸军队打头阵，沿洮昂铁路向黑龙江省出击。此一建议得到了本庄繁的认可，夺取黑龙江省的作战由此开始实施。

日本关东军这时利用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部队来进攻齐齐哈尔，自己则绕过哈尔滨，沿洮安、昂溪线北进，以为后盾。齐齐哈尔地处松辽平原，只有嫩江为天然屏障，张海鹏部进至嫩江边，即遭遇到黑河警备司令、第3旅旅长马占山部的拦截。马部与张的伪军隔河对峙。张部企图通过嫩江大桥过江，未能得逞。马占山的抵抗赢得全国舆论的热烈响应与支持，这使马部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马占山因此下令拆毁了大桥的3个桥孔，试图根本阻止日军过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只好直接出面了。

27日，关东军通过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佐通知这时已经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声称洮昂铁路系满铁贷款所建，现在债务尚未还清，破坏嫩江铁路桥就是侵害日本财产，限中方于10月28日至11月3日一周时间内马上修复，否则日方将派兵掩护修桥。马占山对此漠然处之，未做答复。日方遂于11月2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马部撤至离铁路桥10公里以外地方，否则，日方将使用武力对付嫩江北岸的中国守军。次日，在没有得到马占山答复的情况下，由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一部主力组成的嫩江支队，掩护张海鹏部向马占山部发起了进攻。马部奋起抵抗，苦战连日，给日伪军以重创，仅日军即死伤700余人。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反抗。

关东军首次遭到军事抵抗，由于兵力准备不足，不得不暂时停止了进攻，重新调集兵力。此一挫折亦刺激了日本军部。军部此前坚决反对关东军进占北满，担心引起日苏冲突。双方为要不要占领齐齐哈尔等问题争执不下。而这时，因得到苏联政府将严格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声明，军部的态度迅速改变。日本陆相电告关东军，限马占山3天之内作出保证：马上撤退到齐齐哈尔以北，且不再向中东路以南出兵，不妨碍洮昂铁路的运行，否则关东军即可自主行动。据此，日本关东军于15日向中国黑龙江省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马占山下野，马部全部退出齐齐哈尔。限期一到，日本关东军就于11月18日拂晓发动了大举进攻。经过一天激战后，马占山部因伤亡过重而被迫撤往海伦，齐齐哈尔即告沦陷。马占山随后也因形势所迫一度同意与已经依附日本的前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合作。

占领齐齐哈尔之后，日本方面一反常态地在11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它不再反对国联派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而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却再度转而开始准备对锦州发起进攻。注意到这种情况，中国驻国联代表奉命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即中国守军撤至山海关，日本向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不干涉中国的行政权，日军于15天内全部撤出占领区，由国联派军队驻扎中立区。

就在国联还在为中立区一事讨论不休的时候，11月27日，日本关东军混成第4旅团等已开进辽西地区，前锋进抵打虎山、沟帮子一线，做好了对锦州的中国守军作战的准备。但是，这个时候国联内部关于锦州中立区问题的讨论还是使日本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日本内阁依旧反对关东军马上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关东军夺取锦州的计划因此再度停顿了下来。

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一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进行调查。该团由5人组成，团长是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团员为美国前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少将，法国前驻印支司令克劳德中将，德国前驻东非总督希尼，意大利下议院议员、前外交官马柯迪。中国代表顾维钧和日本代表、驻土耳其大使吉田射三郎则以顾问身份参加这一调查团。

国联关于向中国东北派遣调查团的决议，促使日本军方愈益决心要把对满洲的占领完整化，以造成满洲事实上已经脱离中国本土的印象。而这一主张，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就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板垣等还制订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等，提交日本军部及外务省讨论。所有方案都明确提出应当乘机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并建立起表面上是中国人统治、实际上是由日本控制的统一的满蒙政权。日本天皇这时终于被军方的想法所触动，不想看到日军占领满洲的计划半途而废，故正式批准紧急增调大量炮兵和战车前往中国东北，以便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中国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全面控制。这样一来，关东军进攻锦州的行动自然获得了批准。

12月17日，日本关东军首先发起了进攻锦州的外围战。眼看日军来势凶猛，张学良21日即电令第1军司令于学忠：我驻关外部队，因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近当日军来攻，自不能固守锦州，应使撤进关内。蒋介石力劝张学良督师抵抗，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也专门通过决议，要求张学良率东北军坚守锦州。国民政府亦于同时电令张学良竭尽全力，积极抵抗。再加上国内舆论情绪激烈，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邹鲁等公开抨击张学良“不抵抗”，张学良不得不做出保卫锦州的姿态。但事实上，他一面公开调动关内部队做出关作战状，一面则要求南京于一周内拨调大批械弹和增派大批援军北上。

与此同时，他仍对保卫锦州的可行性颇多怀疑，故致电国民政府称：日军倾全国之力来攻锦州，我仅一隅之师，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况我军款弹两缺，即举东北军官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究应如何处理，敬请统筹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于1932年1月1日动用了3个师团的兵力对锦州发起总攻后，十余万东北守军仅稍事抵抗就撤出了战斗。3日下午，日军顺利开进锦州城，并尾随东北守军迅速占领了整个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为日军所占领。

东三省最后沦陷的是作为东北特别行政区的哈尔滨。因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总汇，又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故日军没有采取武力占领的做法。但锦州和辽西占领之后，哈尔滨已势在必夺。这时，东北军第24旅一个团在旅长李杜率领下，与第28旅旅长丁超等都退到哈尔滨，成立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守城。2月1日，日本关东军命令第2师团经双城堡向哈尔滨推进。双城堡守军顽强坚守一天之后，因伤亡惨重而退往哈尔滨。哈尔滨守军也在4日坚守一天之后，不得不全线撤退。至此，东三省全部沦入日本人手中。

就在日本关东军加紧向哈尔滨推进之际，日本政府还加紧了扶植伪满洲国的行动。事实上，东北各地被占领后，日本关东军就先后在各地扶植起各种名号的伪政权，并且还在9月30日就派遣专人赶赴天津，力劝寓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前往东北。11月10日晚即将溥仪偷偷经海河到大沽口换乘日本商船，送往东北。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尚未完全占领，且国际舆论亦不大有利，故没有实行拥立溥仪在满洲建国的计划。然而，随着国联决定成立调查团，3月将到达东北，关东军决定最迟在3月上旬，即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伪满洲国。1月6日，基于板垣带回东京的关东军具体方案，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与参谋本部一同制定出了《中国问题处理纲要》，明确规定要将东北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均受日本控制，并由日本人直接参与其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事务。

1932年1月13日，板垣带着《中国问题处理纲要》返回沈阳。22日，即国联调查团于日内瓦正式宣告成立的次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依据《中国问题处理纲要》主持召开了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具体讨论和落实建立伪满洲国等事宜。经过一连串的会议与协商，日本关东军内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据此，关东军于2月16日指使张景惠召集臧式毅、熙洽、马占山等四巨头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建国会议”。

会议由板垣主持，本庄繁、三宅光治和土肥原等均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关东军的意见决定即日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指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和内蒙古哲里木盟齐王、呼伦贝尔盟凌升，以及热河的汤玉麟为委员，作为筹备建立伪满洲国的公开机关。两天后，关东军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25日，关东军进一步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满洲建国方案。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定于长春，改称“新京”。3月1日，张景惠根据关东军提供的文字，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告“满洲国”正式成立。9日，早在1931年11月13日就已经被日本人秘密接运到东北去的宣统皇帝溥仪在长春执政府举行了就职典礼。第二天，板垣在第一次伪国务会议上代表日本关东军宣布了伪官吏的名单，并经溥仪签字认可。名单如下：

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伪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臧式毅；

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未到任）；

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

伪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伪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伪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伪兴安总局长齐默特色木丕勒（齐王）；

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

伪立法院长赵欣伯；

伪监察院长于冲汉；

伪最高法院长林綮；

伪最高检查厅长李盘；

伪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

对于关东军事前未向溥仪和“建国会议”四巨头通报此项重要任命一事，熙洽当场提出质询。关东军统治部长、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强硬地答复称：“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两天后，关东军司令官干脆通知伪国务会议，把总务厅长改为总务长官，负责签署伪国务院各项文件，实为掌握一切行政大权。随后，东北各省也都照此办理，各省均设总务厅，日本首席顾问任厅长，代表日本关东军掌管一切行政权力。中国人充任的执政、总理、总长、省长等，都是徒有虚名。

不仅如此，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要求，溥仪还在这一天以“换文”的形式，与日本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内中规定：（1）“满洲国”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托日本，经费则由“满洲国”负担；（2）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施，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3）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满洲国”竭力援助；（4）日本人在“满洲国”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官有保荐权和解职权；（5）以上各项在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为立约之根本。

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东北地区由此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原本对此犹豫不决的日本内阁，这时也迅速承认了日本关东军的这一做法。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会议通过了《满蒙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指出目前满蒙的状况已成为从中国本部政权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政权统治地区，日本应加以诱导，使之逐渐具有一个国家的实质。且考虑到满蒙地区是日本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故还有增加驻满陆军兵力和海军的必要。当然，由于日本内阁这时还顾虑国联的反应，且李顿调查团已到东京，故日本政府基于策略考虑没有公开承认“满洲国”。半年之后，随着较多考虑国际关系的犬养毅被刺身亡，斋滕实接任首相，其在“满洲国”问题上的态度，明显要较犬养毅强硬许多。

斋滕内阁于8月8日任命武藤信义大将为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同时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并担任关东厅长官。9月15日，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并重和确认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议及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利益；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境内，日满共同负担防卫“满洲国”的责任。这一文件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接替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厅长官的武藤信义，也因此在事实上成了“满洲国”的太上皇。

就在武藤信义与伪满总理签订《日满议定书》的当天，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了“满洲国”。1934年初，日方还同意将“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被迫退位22年后，终于又圆了自己的“皇帝梦”。他于3月1日在日伪高官的陪同下，到长春郊外的天坛告天，正式即“皇帝”位，年号“康德”。